春暖花开克己复礼[kè jǐ fù lǐ]：儒家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礼”为西周之礼)。“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出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在早年的政治追求中，一直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把克己复礼称之为仁。颜渊向孔子询问什么是仁以及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做出了这种解释。因此，可以把克己复礼视为孔子早年对仁的定义。
《论语颜渊》原文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翻译：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颜回请教如何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回答说：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颜回又问：那麽具体应当如何去做呢？孔子答道：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做。颜回听后向老师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决心按照先生的话去做。
“克己复礼”–
是达到仁的境界的方法，也是一种修养方法。“克”，“克制”、“战胜”的意思，战胜自我的私欲；“礼”泛指天理，“复礼”就是遵循天理；“仁”是人内心的完美道德境界。能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自然就达到了仁的境界。
“克己复礼”只是在说一种具体的学习和修养方法；随时警惕自己不要去做失礼的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做到这“四勿”，就必须“克己”，也就是要随时注意约束自己，克服种种不良习性和私心，也是常说的“战胜自我”。
礼的本质是仁爱。如果人们能够依礼行事、非礼不行，那麽他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提升自己的人格而成为一个“仁者”。也就是说，克己复礼是“为仁”，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体会和领悟。
《论语颜渊》“克己复礼”的当代价值
自春秋时期起，各诸侯国连年征战，社会动荡不安，人人自危。对人民有深切关怀之情的孔子试图从他所学所能来解决这个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他对此的解答即“克己复礼”。孔子主张恢复有所损益的周礼，“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此“旧秩序”是指周朝秩序。历史上周朝以完备的礼制安定天下数百年，所以孔子重周礼，根本目的是为了恢复如往昔周朝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以期抚民安邦兴国。礼也在历代封建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构建和维系了良好的社会关系。
到了现代社会，克己复礼仍然能够发挥粘合剂的作用，有利于解决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道德关系的建构，及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
礼在封建社会发挥的作用
乱世之秋，试图以恢复周礼的方式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仅能是理论空想，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萧公权先生曾言：“按周之封建天下，本为不完全之统一。稍弛则为列国之分割，再进则为一王之专制。其政治基础，实至不稳定。其所以能维持至数百年之久者，其政治原因在王室强盛，能执行礼乐征伐之大柄，其社会之原因则在宗法阶级，以及农田等制度。”所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诸侯国国力增强，而周王室日益衰微之际，“礼乐征伐之大柄”也渐失效力，周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四分五裂了，社会秩序混乱。在此乱世之秋，孔子试图以恢复周礼来安定天下，奔走游说各国而屡屡受挫，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被后人说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孔子复礼治国的意义所在。在各诸侯国都欲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情况下，礼维持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变得日益隐晦，却绝不能认为礼已无用，可废弃之。礼之根基在于宗法制度，宗法制度即使在乱世也如磐石一般存在，并建构基本的社会关系，所以礼仍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而且，一旦战乱世事之背景为大一统的国势所取代，则礼本身所具有的维系情感伦常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将一览无余。换言之，在政治局势基本稳定的状况之下，礼兴德固国的作用才会彰显出来。
如萧先生所言，王室强盛，方“能执行礼乐征伐之大柄”，同时，礼本身也体现了在和平时期人们对伦常情感的需求和对建构稳定社会关系的渴望。在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都制定和运用相应的礼，使礼的作用无处不显现。自汉武帝起，儒家礼教兴起，其中所提倡的忠、孝、节、义维护巩固了当时的大一统局面而尤受青睐，这与不能控制局势的发展，反而会使政权失去凝聚力的黄老之说相较，与完全背弃礼而薄恩寡仁的导致秦朝灭亡的法家思想相较，都更适应大一统社会的稳定发展。
礼不仅是统治者统治百姓的工具，如以礼旌表孝子、列女和义士，培育忠君爱国的顺民，同时也束缚着统治者自身的言行。统治者治国平天下，亦需修身齐家，其间则有“礼”的道德伦理规范，若他们违背了此规范，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统治身份的合法性。孔子曾言：“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所以孔子怒斥季氏“八佾舞于庭”的行为。（《论语·八佾》）可见，礼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规范着社会秩序，保障人们“在其位，谋其政”，各尽其责。所以孔子主张恢复和倡导“礼”，以此达到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稳定和谐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克己复礼”是儒家视域下社会生活的公共原则
春秋时期所论的“礼”有广狭二义。狭义指礼之仪文形式，广义指一切典章制度。在政治生活上，“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尽心下》）；在日常生活中，“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完备的周礼时时处处规范着人们的政治和日常言行。孔子深刻地认识到了在那个时代周礼的不可缺失性和其所发挥的作用。周礼根植于宗法制度，因此周礼规范和体现着亲尊疏远关系和尊卑等级制度，后二者的规范稳定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稳定。但无所不包的礼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约束，虽可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巩固已有的社会秩序，然若没有人类情感的参与，则将徒有虚表，流于形式。或者说，一旦礼的履行变成例行公事或自动的，它就会被腐化或亵渎。这样的礼则也不能称之为“礼”，而是“仪”。《左传》昭公五年记载女叔齐对晋侯的一段话：“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指出了仪礼之分。孔子进一步深化了礼的意义，重视“礼之本”。《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孔子曾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所以礼需与人类的道德情感“仁”相结合，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礼。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是孔子对周礼的突破，此“仁”概念的提出乃是他的思想创见。于是，作为外在符合或强制的服从的礼将内化为人的一种德行，成为自生自发，也成为了人自身修养的一条途径。
于是，孔子从探讨社会、国家领域的“群体之善”，进入私人领域，探讨“个人之善”，即“克己”。孔子明言“克己复礼”。学界对于“克己复礼”虽有争议，但都未曾否定礼的复归乃是自身修养过程的体现。礼不仅仅是作为“管理国家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修养自己的一种媒介”。当儒者通过礼的自身修养从而进入政治生活来规范制约统治者的行为时，“‘克己复礼’的短语不仅是一个‘私人的’道德律令，而且是一个有关儒家公民行为的政治教育的‘公共的’原则”。同样，当儒者通过礼的修养而进入社会生活中，规范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咸在鹤学者的断语同样适用，换言之，“克己复礼”是儒家视域下人们社会生活的公共原则。 贺来先生说：“一种价值规范要获得普遍性，必须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和遵循，否则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约束力量，也就不可能成为普遍性的价值规范。因此，这种普遍性的价值规范不可能从‘个体生命’出发形成，恰恰相反，它要求走出‘个人主体性’的视野，并确立‘主体间性’的全新视野。”那么“克己复礼”能否走出“个人主体性”的视野，而确立“主体间性”的视野，并从此出发建构“生成于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之中，在相互承认中不断扩大交往共同体的范围”的“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理想”呢？
依孔子言，礼的修养的起始处乃是个人行为，因“克己复礼”的起点和主体乃是“己身”，非他人，所以可以说，礼的修养是在“个人主体性”的视野下，是“自我主义”的体现。众所周知，个体存有差异，这种差异性是不可抹灭，现实存在的，因此仅仅立足个体生命的价值规范不可能成为社会价值规范，社会价值规范乃是基于个体生命而在其间形成差异平衡的结果。
依此说，“克己复礼”似乎不能够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公共原则。而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对于“仁”，孔子未曾明确定义，而是针对不同学生的情况予以不同的回答。樊迟问仁，孔子答：“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仲弓问仁，孔子答：“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司马牛问仁，孔子答：“仁者其言也仞。”（《论语·颜渊》）等等，由此可见孔子是因材施教。此举也正是他正视个体生命存有差异的事实，试图通过点拨各自的修身之道从而达到大公无私之仁的超越境界，最终形成具有超越性和社会性的价值规范。
毫无疑问，作为“仁”的承载体的“礼”也相应成为了具有超越性的社会价值规范。孔子说：“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还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所以，具有超越性和包容性以仁为里衬的礼，可在任何时代发挥着稳定社会关系的作用。其二，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此“欲立”、“欲达”之目标，为人类共同之道德价值确立，“立人”、“达人”之可能则正是凡之为人在道德情感方面的需求。于是，无论从情感还是实践来说，存有差异的个体之间的绝对划分界线不复存在。
《大学》有言“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道出了个体之己与他人，与家国，与天下无别同一的思想。萧公权先生诠释得好：“物我有远近先后之分，无内外轻重之别。”所谓先后，是指齐家治国平天下乃是个体修身的步步扩展延伸，家、国和天下都非外在于我，而是与我同一，如孟子所言“万物皆备于我”，而此“大一统”之“我”则以“仁”为内核的“礼”为最高外在规范。于是“个人主体性”在合礼成仁的前提下则成为“主体间性”，或者说，达致“仁”德的个人之善在“礼”的联结规范之下，走入社会，自然形成了群体之善。鉴于这两个方面，“克己复礼”顺理成章成为儒家视域下人们社会生活的公共原则和价值理想。
《论语颜渊》“克己复礼”成为现代社会生活公共原则的可能性
从理论层面所分析出“克己复礼”所能发挥和应发挥的作用，及在统一稳定历史时期已发挥出的作用看到，它具有的历史价值，并将必然存在和显现。那么“克己复礼”还能否成为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公共原则？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历程及其当前特点来说，基于宗族和血缘关系而成的礼仍将发挥重大作用。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乃是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此，“在以自己作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则“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种私人联系网络的形成首先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和核心的。如果个人脱离了宗族血缘关系网络，那么他就没有可靠的凭证来建立他的私人联系网。当今，我国社会由于工业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都在发生悄然变化，以宗亲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私人联系逐渐淡化，出现了以团体单位为基础的个人联系网。但是这种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连续性的历史过程。
从解放初期至1978年间，我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都有多次变动，并进行了持久的反传统运动，但无论怎样，农村的居民仍是“按照宗族、宗教、村庄遗留下来的惯例和标准，以及包含在长期形成的习惯中的传统规范进行思考和行动”。即以宗亲关系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建构他们的私人社会关系网络。那些传统文化和其中重要仪式（包括出生、结婚和死亡）以及与寺院、宗族和节日相关的公共信仰，仍是农村中十分必要的“社会粘合剂”。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农业发展日益商品化和市场化，以及工业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使人们尤其是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受到了重大冲击，尤其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关系发生了不少变化，如“婚姻关系从以往的次要地位上升到主要地位，血亲关系则从以往的主要地位下降到次要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建立私人联系的血亲关系已经不再发挥作用。
归根到底，因为我国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家庭关系并没有彻底改变，因此以宗亲关系所形成的“差序格局”之社会结构仍然存在。所以，以此为根基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进行而完全断裂，事实恰恰说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使“克己复礼”之儒家视域下的公共原则仍可以在当今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从“克己复礼”本身来说，以仁为核心的礼所体现的包容和超越之道德情感在任何时代都可继承发扬，同时现代社会也需要以此来维系和规范法律无法顾及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发展削弱了家庭关系中血缘的维系作用，社会关系日益功利的情况下，个人和社会对感情交流和道德情感慰藉的要求变得异常重要，而传统文化中一些礼仪的复归和继承不仅能保存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能够以人类道德情感为基础紧密建构人际关系，稳定社会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逐步推进，人逐渐从一个普遍的人、群体的人、国家的人或者是宗族的人向一个个体的人转变。也就是说，对一个人不再是从一个群体的或者普遍的层面上来界定。这种界定首先将个人从家族中解放出来，实现了自己的独立。实现人的独立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是一个进步，然而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因为对人的普遍性的维系不仅仅是信仰，更重要的是道德情感。随着普遍性的消除，信仰的消失，道德情感也成为可有可无，而肯定人的唯一的标准就是物质。物质带给我们的是欲望、消费以及孤独。这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有先例，然而他们还有一个自我慰藉的地方，那就是教堂。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个人的道德情感危机，而且他们也有一种回归家庭的趋势。然而反观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绝大多数人缺乏宗教信仰。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我们留下的只有那还没有完全割断的家庭血缘关系。因此，我们应当保留家庭血缘调适我们道德情感的作用，继承以此为基础的“克己复礼”的传统。当然，此时的礼并非是拘泥于过去的不合时宜的规则步骤，而是依据社会的变化进行损益的。孔子就曾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篇》）这才是变化的社会所需要的礼。
综上所述，当今在大一统的稳定格局之时中国仍然可以通过“克己复礼”发挥维系和稳定社会关系的作用，建设一个真正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文明国家。
